它们是2018辽宁发现的最硬核“国家宝藏”!辽代显陵和乾陵今何在?
2019-01-12 19:08:13
辽沈晚报/朱柏玲

辽代显陵和乾陵今何在,一直成为历史之谜。而如今,对于谜面的解开有了重大的突破。新立辽代建筑遗址为辽代乾陵的陵前殿所在地,将为全面了解医巫闾山辽代显、乾二陵的陵园位置、范围和布局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1月12日,2018年辽宁省考古工作汇报会在沈阳举行,会上发布了我省在2018年度重大的考古发现。此外,经过去年的进一步考古发掘,琉璃寺遗址则为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可能性极大;洪家街墓地的主人也揭开了神秘面纱,那就是辽大丞相韩德让及其继承人的家族墓地。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

为辽代乾陵的陵前殿所在


辽宁省考古研究研究考古专家介绍,辽代历经9任皇帝,分葬于5处帝陵。据推测,辽代帝陵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地上、地下庞大建筑群,可能包括帝王玄宫;陵前建筑,如祭祀的享堂等;陪葬墓;陵园陵门;奉陵邑,即为保护陵园而设立的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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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远眺

据《辽史》等文献记载,辽代两座帝陵(显陵和乾陵)修建于医巫闾山,但具体位置不详,辽末金初,医巫闾山辽陵遭到金兵大规模毁掘,此后湮没于深山野林之间,逐渐成为历史之谜。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北镇先后发现多座高等级的陪葬墓,或是证明。

为了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探寻和全面了解医巫闾山辽代显、乾二陵的位置、范围、布局、形制和保存状况, 2015~201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镇新立辽代建筑遗址进行了主动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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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俯瞰图

为一组大型四合院式建筑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为一组大型四合院式建筑,其南部为较小的附属建筑。新立辽代建筑遗址西南侧和北侧各有大型墓葬一座,两座墓葬距新立辽代建筑遗址极近,相距最近处均不足5米。

通过发掘揭露出一组相对较完整的建筑址。该组建筑是由北部主殿、南部殿门和四周附属的廊庑组成的一组封闭院落,建筑外围分布有排水道。

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还有一些用于祭祀的瓷器、玉册、玻璃器等,少见生活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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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玉册

建筑构件主要有瓦当、筒瓦、板瓦、博脊瓦、凤鸟、龙首、鸱尾、青砖、础石、花斑石等,其中屋顶所用瓦件几乎全为绿色琉璃件,偶有极个别灰瓦件。

表明该四合院建筑为一座满铺绿琉璃瓦的高等级建筑。

大量铺地花斑石残块

一般仅见于皇家宫殿和陵寝建筑

琉璃瓦件样式单一,胎釉、纹饰、形制等高度统一。正殿周围出土了大量铺地花斑石残块,这种高级石材一般仅见于皇家宫殿和陵寝建筑。玉册残块集中出土于正殿之上,有契丹小字和汉字两套。其他遗物有定窑白瓷、越窑青瓷、影青瓷、玻璃器等,它们应该是祭祀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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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斑石

“通过与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三座陵前殿址对比分析,结合遗址出土的遗物时代特征,我们认为北镇市新立辽代建筑遗址是辽代乾陵的陵前殿址,而位于遗址北部的大型墓葬为乾陵玄宫”。

辽乾陵开创的以一组四合院建筑作为帝陵玄宫前祭祀建筑的模式,与唐、北宋以及辽代早期以一个单体建筑(献殿)作为玄宫前祭殿的做法有显著区别,突出了朝拜祭祀仪式的重要性,并且被明、清两代帝陵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辽代陵寝制度在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地位。

辽代乾陵的确定为全面了解医巫闾山显、乾二陵的陵园位置、范围和布局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也为辽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琉璃寺遗址:

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可能性极大


此外,关于辽代显陵,在琉璃寺遗址的发掘的上,也有一些收获,该遗址很可能就是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

琉璃寺遗址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西北约3 公里的山谷中,掩藏在深山密林之中,平均海拔660米。遗址四周筑有石围墙,平面呈不规则形,门址位于东南,面积约3.5万平方米。遗址内有四道接近平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成阶梯式的五级台地也就是五进院落,在第二、三级台地上发现有大型中心建筑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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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发掘了遗址中轴线上的两个建筑台基,分别编号为一号建筑台基(TJ1)和二号建筑台基(TJ2),均为单体建筑,其方向完全相同,两者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呈前、后殿的布局。

一号建筑台基位于第三级台地上,朝向东南,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2.3、东西宽30.8、高1.66米。踏道位于东南角,东西长4.45米,南北宽2.66米,两侧设有燕窝石及垂带石,现存5层踏跺。上层台基平面呈方形,边长19.07米。两层台基的周壁均用加工规整的条石包砌,台基内部填夯黄土。台基顶部现为林地,未能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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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瓦件有棕红色琉璃质、绿琉璃质、三彩质、灰陶质等,种类多样。还出土了大量石构件,包括石华板、石螭首和石狮首等。石构件专门选用石质细腻的青黑色石材,雕刻细致,工艺精湛。石螭首和石狮首为台基上缘的装饰构件,刻画生动,造型各异。石华板为双面高浮雕,题材广泛,有的饱含生活气息,有的富有神秘色彩。

“经与新立遗址和辽庆陵殿址进行比较研究,结合琉璃寺遗址所在位置,我们认为琉璃寺遗址很可能就是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考古专家说。

 

 洪家街墓地解开墓主身份:

辽大丞相韩德让及其继承人的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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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开始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洪家街墓地位于辽宁省锦州北镇市富屯街道。2014年,当地文物部门获悉洪家街附近有古墓葬被盗,立即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报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5年4月——2017年12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人员对该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共清理墓葬4座,均为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瓷器、金属器、木器、玉石器、丝织品和墓志等。另外,在编号为4的墓室墓道两壁、墓门、甬道两壁和地面、前室地面及东、西耳室墙壁等发现有壁画,图案有车、马、人物、花卉纹、龙凤纹、禽类纹图案等。

韩德让墓藏地面发现壁画

为辽墓首次发现

根据文献和出土墓志铭文记载可知,洪家街墓地为辽大丞相韩德让及其继承人的家族墓地,而且身份明确,年代准确。编号为4号的墓葬墓志铭文记载,该墓的埋葬年代为“统和二十九年”,即公元1011年,墓主人为大辽国一代名相韩德让。韩德让(941年—1011年),辽朝大臣。即耶律隆运,祖籍是河北玉田。韩德让从小就受到父亲在辽国征战的熏陶,有勇有谋,为辽国立下战功,萧太后更是赏识他,后来成了辽国的“摄政王”,撑起辽国发展的重任。

在墓室的地面绘有壁画,在辽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墙壁和墓道两边发现壁画,地面上发现还是首次。韩德让墓葬为多室墓,有前室、后室和东西两个耳室。在前室和甬道的地面上发现了壁画,甬道地面上是花卉图案,前室地面上则发现了成对的龙凤图案和单凤图”。

随葬瓷器非常 来源广泛

韩德让在当时非常受到皇帝重视,他是汉族身份,辽国皇帝为他赐姓易名,赐姓耶律氏,易名隆运,设文忠王府,位列亲王之上,是辽代第一国姓汉臣。

也因此,其墓葬内的陪葬品也非常丰富和珍贵。比如陪葬的瓷器来源广泛,既有当时辽国本地产的瓷器,也有景德镇产的青瓷,定窑的白瓷等,而这也体现当时辽国与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

随葬品中还有玻璃器,“这属于西方传过来的,有紫色、白色、绿色、茶色的四色玻璃器,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东西”考古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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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北墓地:

辽代契丹贵族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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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辽墓三层壁画

小河北墓地位于辽宁省锦州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小河北村民组北。村西北有一座山梁当地人称“白沙梁”,墓地即位于该山梁南端。

小河北墓地考古发掘工作历时两年,共清理墓葬5座。墓葬均为砖室墓,多次被盗,破坏严重。出土器物有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玻璃器、琥珀饰品和墓志等。

在编号为1的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及耳室组成。

在通往墓室的墓道里,考古人员发现,东西两侧墙上隐约可见古代车的线条,这是发现的第一层壁画。随后,考古人员又发现了第二层壁画,但因年代久远,外边两层已模糊不清。

经过研究,考古人员决定将上边两层不具有保存价值的壁画清掉,在裸露出的第三层壁画中,出现了比较清晰的车、马、骆驼和人物彩色图案,保存相对较好,画工技艺精湛。

地下排水沟铺满石球 为排水和防盗

这座墓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修筑了比较先进的排水系统。

考古发掘显示,在墓道西壁一侧地下修了排水沟,这条沟渠进入墓门后在甬道处一分为二,进入墓室后从东侧一直通向墓外。也就是说,所有墓内积水,都会从这条排水沟流出。墓葬排水沟总长110米,排水沟下铺有15~22厘米大小不等的石球,石球上60厘米处铺有石板,石板上又铺了砖。墓葬中的水是从石板下石球的缝隙中流出的。

据专家推测,这些石球的作用,其一为了排水;其二也是因为毕竟排水沟很深,布满石球可防止盗墓者从排水沟进入墓室,起到防盗作用。

为辽景宗和萧太后三子

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

根据文献和出土墓志铭文记载可知,小河北墓地为辽代契丹贵族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耶律隆裕是辽景宗和萧太后的三子,被封齐国王。

在编号为3的墓室的墓志铭文记载:该墓的埋葬年代为“重熙戊子年”,即公元1048年,墓主人为辽国契丹贵族耶律隆裕的第二个孙子——乌独剌。结合小河北墓地的地理位置推断,小河北墓地为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对研究辽代丧葬制度、地域文化以及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经远舰水下考古:

择选出标本达500余件


经远舰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黑岛老人石南边海域。

2014年夏,水下考古队依据资料线索与磁力仪物探数据在该处发现铁质沉船残骸,并推测为经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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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甲午沉舰系列调查与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8年7-9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该沉船点展开专项调查工作,确认是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沉舰---“经远舰”。参与调查的水下考古队员,除水下中心、辽宁本省外,还汇集了海南、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人员。这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针对遗址特点,水下考古队制订了专门的工作方案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水下考古作业,终于在9月15日发现了深埋于海床面以下5.5米处的“經遠”舰名,为木质髹金字体, 悬挂于舰舷外壁,由此确证此舰为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沉舰“经远舰”。此外,水下考古队员还在遗址清理中发掘出一块木牌,清晰戳印有“經遠”二字,亦可佐证对沉舰身份的判定。本次调查提取出水大量遗物,择选出的标本达500余件,种类十分丰富,包括铁、木、铜、铅、玻璃、陶瓷、皮革等材质。个别文物标本还刻有德文铭牌(印证此舰由德国制造)。

甲午海战是东亚近现代史上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以史为鉴,致远舰、经远舰的水下考古工作,为凝聚民族力量、实现富国强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教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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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

辽宁省在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

除了以上五项,还包括

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喀左土城子遗址、

西丰城山遗址、桓仁小荒沟遗址、

桓仁王义沟遗址、盖州青石岭山城、沈阳塔山山城、

康平西扎哈气辽金时期手工业作坊遗址等。


大凌河中上游地区

 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

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共210余处


调查工作于2017年春季在喀左县正式启动,并于2017-2018年顺利完成了喀左县地区、建平县地区、凌源市北部地区的调查工作。

2018年度调查工作完成了建平县北部地区、凌源市北部地区的调查工作,调查发现先秦时期遗址360余处,其中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共210余处。 

2017-2018两个年度的调查获取了一批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面积上较过去都有了极大的突破,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区红山文化遗存的内涵、生活遗址和墓地、祭祀遗址的关系以及开展聚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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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

发现了方格纹新纹饰主题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的交界处,第一地点位于牛河梁遗址中心位置的一座海拔最高的山梁上,目前确认有四组建筑址,其中2号建筑址是第一地点目前发现的四座建筑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以往考古发现显示的2号建筑的功能与牛河梁遗址其他地点的积石冢类遗迹有所不同,可能是与“女神庙”相关的特殊建筑,是牛河梁遗址所代表人群的宗教和礼仪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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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掘和测绘,进一步确认2号建筑是由多组山台构成的大型建筑址,其最大建筑面积可能超过了3万平方米。除北山台和东山台之外,新确认了6组山台。2018年度对2号台址内侧进行了发掘清理,发现堆石遗迹3座,建筑址2座,石墙1道。此次发现的两座建筑址皆为地面起建的地上建筑,在规模和功能上可能与其他几座建筑址不同。

出土遗物以塔形器和筒形器为主,除常见彩陶纹饰外,还发现了新的纹饰主题(方格纹),也出现了打破原有规范的新的器形和纹饰的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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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显示,牛河梁遗址2号建筑是一处规模庞大,由多层砌石台面和建筑构成的复杂遗迹,为确定第一地点的结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新的材料,为探讨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文明特征提供了新的线索。


 土城子遗址:

发现平面形状为不规整圆形半地穴式建筑


土城子遗址位于辽宁省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土城子屯西南。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遗址进行了发掘、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和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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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遗址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共发现灰坑178个,房址9座,灶址6个。主体遗存属于东周时期,较为重要的发现是一批房址,平面形状为不规整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较小,在5至14平方米之间。房址内的灶紧挨墙壁设置,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几种形式,有的房址内设两个灶。在发掘区内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地面灶,有的可能是房址遭破坏后的遗留,也有的可能是室外灶。还发现了属于东周时期的几个窖穴,平面均为圆形,直壁平底,形制规整。东周时期的遗物有刀币、铜镞、骨锥,还有可复原的陶钵、陶罐等。有少量遗存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迹只见灰坑,可辨识的陶器有鬲、甗、罐、瓮等。

开展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约30平方公里,共确定了297个采集单位,其中一般采集285个,系统采集12个。红山文化采集单位8个,夏家店下层文化采集单位48个,其余采集单位属于战国至汉代和辽代两个大的时段。通过调查,确定了调查区内的文化发展序列,观察到了古代文化逐渐发展繁荣的趋势。


 城山遗址:

发现青铜时代晚期“新城子文化”石棺墓一座


城山遗址位于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金星乡金星村东, 2018年,联合考古队对位于山城西侧的遗址第2地点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1029平方米。目前可确认包含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中期、青铜时代晚期“凉泉类型”、青铜时代晚期“新城子文化”四期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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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中期均未发现遗迹。青铜时代晚期的“凉泉类型”遗存,是本次发掘的主体遗存,共发现房址3处、灰坑25个、灰沟4条,各类遗物四百余件。该期陶器以高柄豆、鋬耳罐、横桥耳壶、钵、圈足罐为基本组合,豆座和壶颈部常饰有戳印点纹的组合图案。此外,发现的陶纺轮、陶网坠、石斧、石刀、石凿、细石器等生产、生活工具数量众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渔猎经济特点。青铜时代晚期的“新城子文化”仅发现石棺墓一座,清理出横桥耳罐、弦纹壶等典型陶器。

城山遗址的发掘促进了对“凉泉类型”遗存的内涵及源流的深入研究。同时,遗址内早晚相承的多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发现,初步搭建起辽北山地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序列,填补了区域内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空白。


 小荒沟遗址:

陶器多为夹砂陶


小荒沟遗址位于桓仁县北部的古城子镇,2018年发掘面积1550平方米,清理房址4座、护坡1道、半圆形建筑1处、灰沟3条。出土遗物数量不多,种类较少,大致可分为陶器、石器和铁器三大类。陶器多为夹砂陶,陶色主要为黄褐色、红褐色、灰褐色三种,以素面为主,也发现了少量戳点与划纹陶片,器形可辨的有壶、罐、钵、杯、纺轮和网坠等;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为辅,主要有有石斧、石锛、石刀、石锤、石磨棒、石剑、石加重器、石凿、石镞、石网坠等;铁器多已锈蚀,可辨器形有铁钁。

 小荒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遗物形制与五女山第二期文化、桓仁小北旺墓群M2出土器物相似,年代接近,为战国晚期;晚期遗物的质地、形制与王义沟遗址出土器物接近,年代应大体相当,为西汉早期。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小荒沟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性质与于五女山二期文化遗存相同,晚期遗存属于莲花堡类型。


 王义沟遗址:

出土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


王义沟遗址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本次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较薄,后期破坏也较严重,保存的现状不是太好。共发现房址5座、灰坑2座、灰沟3条、墓葬1座、台基一处。从出土的遗物来看,数量并不是很多,种类也较少,大致可分为陶器、石器和铁器三大类。陶器主要有壶、罐、甑、 豆、钵、杯、纺轮和网坠等;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主要有有斧、锛、刀、锤、凿、磨棒、镞、网坠等;铁器主要有钁、鱼钩、镞、钉等。

根据遗址内出土的泥质绳纹灰陶和铁钁推测,遗址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初期,下限不晚于西汉中期。编号为F1、F2的两座房址形制与抽水洞遗址清理的两座房址相近,遗址内出土的圆叠唇罐与抚顺莲花堡遗址出土的极为相似,据此判定该遗址文化性质属于莲花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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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扎哈气辽金时期手工业作坊遗址:

沈阳首次发现


2018年6月至9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康平张家窑林场辽墓群相关遗址”国家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中,于沙金台乡西扎哈气村新发现一处辽金时期手工业加工作坊遗址。发掘房址2座、灰坑19个、灰沟2条,出土金属加工铸造使用的坩埚(地炉)二十余个,丰富的陶、瓷、玉、石、骨、料、铁器等小件工具、工艺品、生活用品及半成品和加工原材料,以及“熙宁元宝”陶钱模和“乹统元宝”辽产铜钱等遗物共计200余件。

本次工作发现的辽金时期金属、玉石、骨器综合性手工业作坊遗址,为沈阳地区首次发现,填补了本地区该领域的考古发现空白,为研究辽金时期冶金考古和手工业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发掘出土了一批丰富的辽金遗物,进一步丰富了张家窑林场辽墓群文化的内涵。客观上反映出这一地区是当时康平境内一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人群活动中心,为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本地区的辽金社会发展状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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